24小時在線的班主任:教育公平之路太難了

在網課中,有一群教師似乎是隱形的。跟那些常常會像明星般被印到海報上、在家長和學生群體里獲得美譽的主講老師不同,這群教師似乎是被冷落的,他們的工作要求他們身在幕后,不僅照片不會公開,名字似乎也是可有可無。盡管如此,他們卻是講師們不可或缺的同伴:輔導老師。這些隱形的輔導老師每天工作10個小時以上,隨時在線,常常,他們一個人要同時與300個孩子以及他們的家長建立一對一的直接溝通。

我們采訪了多位清北網校的輔導教師,試圖還原這些隱形老師的工作和生活。現代教育學的奠基人杜威說,教育即生活。理解了這些默默無聞的故事,也就理解了這樣的圖景:從過去到現在,無論形態怎樣改變,總有人愿意為了他人的未來而付出,哪怕是在角落里,哪怕不被看見。

陪伴者與監督者

每天,要等主講老師完成120分鐘的課程之后,輔導老師的工作才算真正開始。晚上8點,主講老師剛剛下線的幾分鐘里,輔導教師吳陽的手機微信上已經出現了密密麻麻的小紅點。那都是學生們發來的:“老師這個問題我還沒有太明白。”“xx老師說的xx是什么意思?”“還有別的解題方法嗎?”

在密集的問題里,隱形老師上線了。他一個一個回復,消滅了手機上的所有“紅點”,學生們的問題解決了,幾百份作業批改結束,吳陽也就完成了這一天的任務。這種工作模式讓他常常要到凌晨一兩點才能入睡。也有例外,比如有時因為了一個下課時間較晚的學生,他要在第二天早晨五點起床,錄完學生深夜發來的問題,以便學生在早晨上課前完成閱覽。

有求必應,隨時響應。對學生來說,主講老師總是“準時”上線,但對吳陽這些輔導老師來說,他們幾乎是“永遠在線”。甚至,即使是主講老師上課的時候,他們也要通過線上系統觀察每一位學生的動態。這是種帶著溫情色彩的監督。

傳統的課堂上,也許講臺上的老師向走神的學生丟出一根粉筆頭就能解決問題,但在線上教育,老師與學生是隔著一塊屏幕以及十萬八千里,你并不知道屏幕那端正在發生什么。這只能依靠輔導老師的慧眼。有一次,輔導老師穆方發現一個男孩成績下滑得厲害,而且有兩次在上課時段異常地切出了講課畫面。與家長溝通后,他才知道,那男孩的“操作”升級了,他學會了把手機分屏,一邊假裝聽課,一邊打游戲。穆方找男孩談了一次話,被發現作弊的孩子有些羞愧。過了不久,他得到了家長反饋,“孩子起變化了。”

答疑和監督是輔導老師的本職任務。但工作了一段時間,吳陽認為這些并不是工作的核心,聽起來有點意外,雖然實際上隔著一塊屏幕,吳陽卻得出結論,他認為最重要的其實是給孩子以“陪伴”。

比如有個把他當成“樹洞”的學生。除了課程問題,那個學生什么都愿意跟他講,每天給他發來許多消息。這個孩子有個奇怪的愛好,他迷戀電梯,夢想是長大以后開電梯。他覺得好玩,但也發現了問題的本質:這個孩子有些孤獨。他的周圍沒有朋友,家長又忙于生計,沒時間溝通。在他的工作考核里,很難說傾聽一個孤獨的孩子的傾訴算不算是輔導老師的職責,但在清北網校,很多像吳陽這樣的輔導老師實際上就這么做了。他耐心地跟孩子聊天,他希望他的世界開闊起來,他希望他能明白,除了電梯,世界上還有別的很多也有意思的事情。

這些陪伴實際上也讓很多家長感到安慰。因為很多家長也是茫然無助,他們因此有時是也是家長的求援對象。一位家長跟輔導老師陳鵬說,孩子太叛逆了,無能為力,父母說的話孩子基本不聽。陳鵬打去視頻電話,跟那個孩子聊天,他證實了孩子其實接受溝通的,問題可能在于父母。聊了幾次,孩子的母親看到了變化,給陳鵬發來一個很長的感謝信。

有訣竅嗎?輔導老師楊含說,并似乎沒有家長想象得那么難。“對孩子真誠一些就可以做到。”作為一名陪伴者,孩子是更愿意對他們這樣的老師開口的。一個過分誠懇的孩子曾向楊含坦白:“老師,我是不愛學習的。”

“這種話他們肯定不敢告訴他們學校里的老師。”楊含說。他知道,對孩子說教“學習的重要性”幾乎毫無作用。孩子在這個階段很難理解這一點。于是楊含也是誠懇地對那個學生,沒問題,沒有孩子是特別愛學習的,但是,你想不想進步?

誠懇的溝通拉近了學生和老師的距離。以前孩子們可能會給老師起外號,但很難敢于當面稱呼出來。但在楊含這里,事情不一樣,孩子們不僅愿意跟他說心里話,還給他起了外號:帽帽老師。這是因為楊含常年體弱,總是戴著帽子為學生錄答疑視頻。有時,孩子們反過來鼓勵他:“帽帽老師加油。”

輔導老師的辦公區

公平的與更公平的

輔導老師們總會發現自己不是在跟一個十來歲的少年打交道,而是在跟他的整個家庭溝通。一方面,這自然是個繁瑣的工作,比如在每節課開課前,他要打上三百個電話,請每個家長確保他們的孩子坐在電腦前。另一方面,為了解決每個孩子的實際問題,他又不得不深入介入每個家庭的內部——這些狀況各異的、實際上映照著各種社會問題的家庭里,有時他能改變一些,但更多時候,他的努力是杯水車薪,他要處理的實際上是一種無力感。

他們會看到,孩子實際上來自不同的世界。

貧困差距是一目了然的,有的老師注意到,一些孩子幾乎是家徒四壁,墻壁仍是泥土的;有些孩子家里根本沒有合適的課桌,他們只能趴在凳子上上課;臨到開課,有一位單親媽媽要四處湊錢為孩子交學費,而那個泥土墻壁的男孩,父親則在工地干著苦力。不能說是觸目驚心,但那種顯而易見的匱乏總會讓輔導老師心里沉甸甸的,這種沉重來自城市孩子與農村孩子的對比,也來自他們看到的孩子們那些怯懦和退縮的眼神。

成績方面的差別就更直觀、更可量化了。拿英語課來說,吳陽發現,有些一線城市的孩子基礎扎實,處在很高的起點上。有些家長跟他反映,“孩子說課程太簡單了”;而在三四線城市和農村的家庭,同樣課程里學生還不能張口說清楚幾個單詞。

在某種程度上,這可以解釋輔導老師們的動力:這份工作讓他們更加相信,互聯網可以讓教育更公平。有一位農村的學生,父母是聾啞人士,因為家庭收入難以支持學費,無法繼續跟隨楊含學習。楊為他在平臺里申請了一份貧困生補助,讓他能繼續課業。那個三年級的孩子非常感激,同時又憂心忡忡對他說,“老師,我跟別的孩子花的錢不一樣,但是我們學的都是一樣的知識,這樣是不是對其他的孩子不公平?”

每個人沒法決定自己的出身,楊含回答他,我們只能通過學習改以后的命運。

有時他們也感到氣餒,覺得自己所做的有限。因為父母是孩子教育的第一決策人。學生的父母常讓他們感到無奈的一句話是:“抱歉老師,我實在沒有時間管孩子。”他們發現有些時候首先放棄的其實是家長自己。有一位家長決定讓孩子停止學習,以一種放棄的態度:“我們家孩子不是學習的料。”楊含有些氣惱,說,“這話您不能讓孩子聽見。”隨后他拿出后臺的學習數據,他說服家長,孩子正在進步,已經改變了。那位家長最終被說服,孩子才得以繼續學習。幾個月過去月,楊含收到孩子的微信,說,老師我這次期末考了93分,進步了。

但在類似的例子里,楊含的一個同事沒能說服另一位家長,那個同事為此哭了。“他過來找我,我說你哭是因為這個孩子沒有繼續跟我們一起學習嗎?他說不是,他說我難過的地方在于,我沒有辦法去改變他的家長。”那位老師最后只能對孩子叮囑:“你一定要努力考一個好成績,以后有自己選擇的權利,不要用父母對待你的方式對待你的孩子。”

極端情境下的工作

有時候,這些對于小孩的陪伴和溝通,反過來也在支撐著隱形老師們的精神世界。至少在疫情期間是這樣。

今年春天幾位清北網校的輔導老師滯留武漢,回憶起他們度過的那段封閉的76 天特殊時光,他們都覺得,最幸運的事情竟然是每一天都在工作。跟遠方的孩子們溝通帶來的喜樂讓他們不用總是看著窗外那些糟糕的事情。他們都覺得,在那段煎熬的日子里,很難說是學生需要他們,還是他們更需要學生。

那段時間,姚杭遠的出租屋里只有一只電飯煲和一個電磁爐。他每天煮面條,摻幾葉白菜進去。好的時候能打一個雞蛋,真忙起來一天只吃一餐。穆昶奇的窗外是一家新冠定點醫院,深夜,整棟醫院大樓的燈從不熄滅,街道寂靜,只有不時傳來的救護車呼嘯而過的風聲。跟所有被病毒圍困的人一樣,穆方深陷孤獨,而學生和家長的對話成了他與外界唯一的溝通。他第一次覺得自己和分布在全國各地的學生們距離那么很近。

特殊時期,在線教育成為了主角。在過去,學生們白天上課,和網校老師們的溝通時間集中在晚上七八點,可在疫情停課期間,學生們原本的規律作息打亂了,全天隨時都有學生們發來問題。有的學生夜里11點多也不睡,他只好講題講到凌晨。當時覺得疲勞,但現在回想,是學生們不斷發來的信息讓他充實著,打起了精神。

每天早上醒來,楊含似乎特別渴望學生來找他、問他問題。

有一天深夜,他批改完孩子們的作業,他發了一條朋友圈,定位在武漢。立即有很多孩子給他留言,他們說:“帽帽老師加油。”

沒人想到居家辦公的日子那么漫長,吳陽沒有從公司帶回平時講題用的手寫板。不得已,他翻出了家里所有的筆記本和能寫字的紙,用微信視頻手寫給學生講解習題。他的未婚妻是武漢協和醫院的護士,他為她的安全焦慮,但忙碌工作又消化了那種焦慮,讓他不去多想那些壞的可能。

吳老師的手機相冊

同樣一致的感受是,那段時間幾位老師都明顯感覺到輔導工作更費勁了,學生們交上來的作業正確率明顯不如以往。家長反映,小孩在家坐不住,東摸西碰。雖然各個學校都開啟了網課教學,但傳統學校被迫突然轉為線上教學,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有的學校直播設備欠缺,有的學校直播平臺使用不熟練,教師們普遍沒有線上教學經驗。疫情期間學校的教學質量顯然差于等于往年。輔導老師們因此投入了更多幫學生們補足課堂基礎知識的缺漏。一個滯留在武漢的學生,無法回到省外的學校上課,只好跟著清北網校學習新學期課程。輔導老師們驚喜地發現,孩子回到學校后,因為基礎比其他學生好,在測試中考了第一名。

4月8日,武漢解除離漢通道管控。解封后,穆昶奇立刻上街走了一圈,“又曬到太陽了。”姚杭遠一走出小區,立刻奔向超市,很久沒吃上一頓好飯,他想著至少吃上一頓速凍水餃。吳陽第一次出門是回公司拿回上課設備:手寫板、攝像頭、話筒。

謝謝老師

在線教育里的輔導教師是一份新型的工作,從業者們也在實際的工作中不斷確認自己的價值。

在大眾語境里,主講老師是前排更矚目的主角,輔導教師是在其身后的配角。曾經有家長認為輔導老師就是銷售人員,是“賣課的”。輔導老師們自己絕不認同這一點。“我們的本質是老師。”他們認同互聯網的平等精神,認同公平的教育給人帶來更多的可能性,他們認為這是一份借助互聯網的能量進行“支教”的一份工作,這當中有一種理想主義的光環,而跟其他的理想主義比,它又更為落地、更為具體、更可觸摸。

在進入在線教育領域之前,吳陽曾經是一位金融機構從業者。但他發現自己其實經常不相信自己對客戶說的那些話時,在道德壓力下他離開了那個行業。現在,最大的變化是,他誠實地相信自己對家長和教過的1000多名孩子說的話。

楊含受到的鼓舞則是,有兩位家長告訴楊含,他們決定讓孩子在平臺上長期學習是因為孩子喜歡他、認可他。這讓楊非常受到鼓舞。他想起自己的學生時代。楊含特別感謝他當時的英語老師。那時他轉學到一個更好的學校,成績排名落入谷底,那位英語老師對他做的,正是現在楊含正在對那些孩子做的事情: “每次課上都會問我,這個星期在學校又發生了什么不開心的事情?”那種關懷當時慰藉了他,現在,他明白為什么應該去走進學生的內心。

安慰到這些年輕的輔導教師的事情真的很多,它們有時候是學生學習成績攀升的曲線,有時候就是家長的一聲感謝,更多的時候,僅僅是孩子們發過來的、帶著稚氣或者羞澀的那一兩秒的微信語音。謝謝老師,他們說。

編者按:

一場疫情給2020 年帶來無數困難,也帶來無限可能。上半年,對千百萬的中國學生來說,如何上課成為最大的難題。但當課堂從傳統的教室來到一塊屏幕上,知識的傳遞匯聚了比以往更多力量。

教師節來臨之際,南方周末聯合清北網校共同關注那些支撐網課運轉的“看不見的老師”,聚焦屏幕另一端默默無聞的教育工作者們。

“空中課堂“的培訓師們此前從未做過老師,人生中的第一批“學生”是幾千公里外,只有一臺老舊電腦的傳統教師; 輔導老師們“永遠在線”,被當作“十萬個為什么”,也被當作“樹洞”;教研老師們不在鏡頭前,但對屏幕上的每一個知識點,都爛熟于心。

他們的故事關乎某種古老的精神傳統如何在新興的網絡教育里閃光:有臺前的英雄就有幕后的幫手,有人做主角就有人做配角。但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線下還是線上,只要有這些“看不見”的努力,我們的教育就總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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